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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大学第一课 1978年3月15日，是林知夏到北大报到的第七天，第一堂政治经济学专业课安排在二教的老阶梯教室。磨得发乌的木桌沿刻着历届学生留下的名字，墙上红漆刷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标语还亮得晃眼，一百二十人的座位挤得满满当当——78级的学生年龄差能拉出一辈人，最年长的是来自山西的32岁老知青，鬓角已经有了白霜，最小的才16岁，是北京应届考上来的小姑娘，扎着羊角辫，书包上还挂着塑料的毛主席像章。 讲台上的王教授刚平反半年，头发白了大半，厚瓶底似的眼镜滑到鼻尖也不扶，第一句话就把全场说红了眼：“我十二年前离开这讲台的时候，最后一堂课讲的也是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都站不回来了。今天看见你们，就看见咱们国家的希望了。” 掌声响了三分钟才停，林知夏攥着英雄钢笔的手微微发烫，笔杆上套着陈卫东给的弹壳钢笔套，凉丝丝的铜质触感总让她想起东北的黑土地。王教授讲到当前农业生产的效率瓶颈时，举了某公社社员“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收工打冲锋”的例子，底下哄堂大笑，林知夏却没笑——她太熟悉这场景了，向阳村去年大旱的时候，周会计的远房侄子当生产队长，全队人耗在地里三天，挖的渠还没她和李春燕两个人挖的长。要是能把地分到户，哪会是这个样子？ 下课铃响的时候，她笔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半页草稿，连王教授喊她都没听见。“林知夏同学是吧？我看你课上一直在记，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老教授扶了扶眼镜，翻了翻她递过去的笔记本，看见页边写的“包产到组、超产归己”几个字，眼神亮了亮，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拍了拍她的肩膀：“课后可以多看看图书馆的内部参考，有想法是好事，要多结合实际。” 林知夏抱着书往未名湖畔走，湖里的冰刚化了大半，柳条已经抽出了嫩黄的芽，风里带着玉兰花的甜香。她找了个石凳坐下，掏出昨天刚到的信，是陈卫东用供销社的方格稿纸写的，字硬邦邦的像他开拖拉机的手：“农机站地基已经打了一半，顾厂长批的两台旧车床昨天拉到了，我修好了公社的东方红拖拉机，今天已经下地犁了二十亩地。函授模拟题我都做了，最低分82，你画的重点都背熟了。给你攒了一坛子酸菜，等郑教授去北京开会给你捎过去。” 信里夹着一片压平的玉米叶，是去年试验田收的杂交玉米，叶脉还清晰得很，林知夏指尖抚过那片叶子，忍不住笑出了声。远处有学生抱着书走过，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声飘得老远。 中午去学一食堂吃饭，她掏了二两全国粮票、三分钱，打了个窝窝头、一勺咸萝卜，又花五分钱加了勺白菜汤，刚找着位置坐下，同宿舍的张敏就端着碗坐了过来。张敏是陕西来的知青，比她大一岁，之前在农村待了七年，脸上还留着晒出来的高原红：“知夏，我家里刚来信，说我们那边有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组，产量翻了快一倍，公社正派人查呢，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林知夏舀汤的手顿了顿，她当然知道，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已经偷偷按了红手印，包产到户的春风很快就要吹遍全国了。她压下心里的激动，只低声说：“政策都是跟着实际走的，老百姓能吃饱饭，才是硬道理。” 下午她泡在图书馆的期刊室，翻了一下午的内部参考，终于在1977年最后一期的《农业经济动态》里找到了两篇报道，四川和安徽的试点生产队搞包产到组，平均亩产涨了四成还多。她赶紧掏出笔记本抄，弹壳钢笔套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抄到一半的时候，图书管理员过来给她递了杯热水：“姑娘，你都坐一下午了，歇会儿吧，这资料不外借，你明天再来抄也行。” 林知夏笑着道了谢，看着手里抄得满满当当的三页纸，心里有了主意。当天晚上宿舍熄了灯，她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信，一共三封，分别给李大山、郑教授和陈卫东。 给李大山的信写得最细，她把自己查到的试点情况都写了进去，建议向阳村先选两个最穷的生产队搞试点，按劳动力把地分到组，公粮交够之后，剩下的收成全部归组里自己分配，“要是上面追责，就说是我建议的，所有责任我来担。” 给郑教授的信她写得更专业，附了自己画的向阳村土壤肥力分布图，请教他包产到组之后怎么搭配种植、怎么分配种子化肥，才能把产量提得更高，末尾还问他什么时候来北京开会，她想当面请教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给陈卫东的信最短，只写了“课上得很好，我一切都好，复习别太累，注意身体，我等你”，写完了还把那片干玉米叶夹回了信封里。 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去邮局寄信，邮局门口排着长队，都是给家里报平安的大学生，墙上贴着“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宣传画，8分钱的邮票她买了三张，仔细贴在信封上，塞进邮筒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塞进去的不是信，是向阳村几百口人吃饱饭的希望。 十天后她先收到了郑教授的回信，信封上的字苍劲有力，是老教授特有的瘦金体：“你说的包产到组的事，我和春燕已经商量过了，选了西坡两个最穷的生产队试点，分配方案我已经拟好，公粮任务不变，超产部分七成归个人，三成留作集体公积金。我下个月去北京开农业科技会，到时候给你带酸菜，还有你要的最新的育种资料。你看得远，步子稳，是好事，我们这些老骨头，给你搭梯子。” 林知夏拿着信站在宿舍楼下，鼻子有点发酸，她想起1971年第一次在牛棚见郑教授的时候，老人警惕得像只刺猬，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现在却愿意和她一起担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 又过了三天，李大山的信也到了，信封上沾着点烟袋锅子的油渍，是村长找村里小学老师代写的：“知夏啊，村里开了三次社员大会，大家都愿意试！西坡那两个队的人说了，就算挨批也要搞，总比年年饿肚子强。地已经分下去了，春燕天天在地里盯着，郑教授给的改良种子也播下去了，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李大山第一个扛，绝对不连累你。” 紧接着陈卫东的信也到了，这次的信厚了不少，里面夹着函授考试的成绩单，三门课最低分85，还有一张农机站地基的照片，他站在工地旁边，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笑得一脸傻气：“考试完了，应该能考上。农机站下个月15号开业，顾厂长说要来剪彩。你说的包产到组的事我跟我爸说了，他是老庄稼汉，说这办法肯定能行，我已经让我爹他们生产队也跟着试了。酸菜已经给郑教授装好了，他去北京的时候给你带。” 林知夏把三封信压在枕头底下，转身拿了书去上课，走到未名湖畔的时候，刚好碰到王教授，老教授手里拿着一本刚印出来的《经济研究》，看见她就招手：“林知夏，你上次说的包产到组的想法，我写了篇文章，下个月发，你要是感兴趣，我给你留一本。现在国家正要搞经济建设，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敢想敢干，以后的天下是你们的。” 她点头应着，抬头看向远处的博雅塔，阳光洒在塔尖上，亮得晃眼。她想起八年前刚穿越到向阳村的时候，躺在漏雨的土坯房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家里人吃饱饭，能把弟弟妹妹护好。现在她站在未名湖畔，手里拿着顶尖学府的教材，身边有愿意和她并肩奋斗的爱人，有愿意信任她的乡亲，有给她搭梯子的恩师，她的愿望早就变了——她不仅要护好自己的小家，还要护好向阳村的大家，要让那片黑土地上的人，都能吃饱饭，都能过上好日子。 “知夏，走啊，一会儿该迟到了！”张敏在前面喊她，手里抱着刚借的《资本论》，扎着的麻花辫甩得老高。 林知夏笑着应了一声，把套着弹壳钢笔套的英雄笔攥紧，快步跟了上去。风拂过她的头发，带着玉兰花的香，这是她在北大的第一堂课，也是她新征途的第一步，她知道，她学到的所有知识，终究要落到那片她待了八年的黑土地上，长出金灿灿的粮食，长出红彤彤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