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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进京 1978年3月8日，哈尔滨站的站台上飘着碎碎的春雪，蒸汽机车喷出来的白雾裹着广播里《歌唱祖国》的旋律，飘得满站台都是。站台的水泥柱子上还贴着刚刷的标语：“刻苦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红漆鲜亮得像是要往下滴。 林知夏穿着林知冬熬夜给她缝的藏青色的确良衬衫，外面套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里拎着两个塞得鼓鼓的帆布包，站在检票口旁边，被送行的人围得满满当当。 苏慧兰的眼睛还是红的，攥着她的手舍不得松开，另一只手还往她的包里塞东西：“这是我腌的糖蒜，你在北京吃不惯北方菜就就着吃，还有这二十斤全国粮票，我跟你爸攒了大半年的，北京买啥都要全国粮票，别舍不得花。这两双棉鞋垫是我新纳的，北京的春天也冷，别冻着脚。”她说到这儿又抹了抹眼睛，“1970年你下乡的时候，也是我在这个站台上送你，那时候你瘦得跟个豆芽菜似的，我就怕你在乡下受委屈，这八年，苦了你了。” “妈，这不都熬过来了嘛。”林知夏拍了拍母亲的手，看向站在旁边的林国栋，他穿着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胸口别着工程师的徽章，腰杆挺得笔直，这几年的阴霾早就散得一干二净，他伸手拍了拍林知夏的肩膀，声音洪亮：“到了北京好好学，别辜负了这么好的机会，家里你不用惦记，我跟你妈都好，你弟弟的美院录取通知书昨天刚到，跟你同天去北京报到，正好路上有个伴。” 旁边的林知秋赶紧把手里卷着的画递过来，他现在留着半长的头发，身上穿着文化馆发的工作服，脸上的内向少了很多，多了点艺术家的朝气：“姐，这是我画的向阳村的秋收，给你挂宿舍里，想我们了就看看。我到了北京也常去看你，导师说我专业课底子好，以后有机会还能留校呢。” 林知冬也挤了过来，手里拎着个布包，塞到她手里：“姐，这是我给你做的两条布拉吉，都是今年最流行的的确良料子，你上学的时候穿，别总穿旧衣服。我们厂最近接了外贸订单，厂长说要是做得好，下个月就提我当车间主任，等我以后攒够了钱，就去北京看你。” 一家人正说着话，李大山扛着半袋子东西挤了过来，后面跟着孙寡妇和李春燕，他把半袋小米和一捆东北木耳塞到林知夏的另一个包里，烟袋锅子别在腰上，笑得满脸褶子：“知夏啊，这是全村人的一点心意，新磨的小米，你在北京熬粥喝，养养胃，这木耳是咱们后山采的，纯野生的，北京买不着。你到了北京别忘了咱们向阳村啊，以后有啥好政策，多给咱们说说。” 孙寡妇把一个用蓝布包着的草药包塞到她的大衣口袋里，手糙得很，却轻轻拍了拍她的胳膊：“这里面是我晒的枇杷叶和冻疮膏，北京干，容易咳嗽，冬天也冷，冻手了就抹这个。以后要是受了啥委屈，就给我捎信，啊？” 李春燕扎着两个麻花辫，穿着工农兵学员的蓝色制服，手里攥着个崭新的塑料皮笔记本，塞到她手里：“知夏姐，我在农学院报的是作物栽培专业，跟郑教授还常通信呢，我们现在也在试种你之前搞的杂交玉米，等你放假回来，咱们的试验田说不定就能扩到五百亩了。这个笔记本给你记笔记用，我第一页写了我的地址，你常给我写信。” 林知夏一一应着，鼻子有点发酸，她抬头往人群后面看，一眼就看见了站在电线杆旁边的陈卫东，他穿着棕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手上还沾着点机油，看样子是刚从农机维修站的工地过来，看见她看过来，才走了过来，手里拎着个用旧军大衣裹着的包。 “这是我托人从供销社买的两罐麦乳精，你熬夜学习的时候冲了喝。”他把包递过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个黄铜色的弹壳钢笔套，塞到她手里，“这是我复员的时候留的子弹壳，自己磨的，套钢笔上不怕摔。”他顿了顿，声音压得低了点，只有两个人能听见，“函授的名我已经报了，下个月就考试，复习资料你上次给我画的重点我都背完了，肯定能考上。农机站的地已经批下来了，开春就动工，顾厂长答应给我批两台旧机床，等我去北京的时候，给你带我妈腌的酸菜。” 林知夏把弹壳钢笔套攥在手里，凉丝丝的，她抬头看他，他的脸冻得有点红，耳朵尖都泛着粉，眼睛亮得像星星，她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包，塞给他：“这是我整理的函授考试的重点，还有我之前做的模拟题，你好好做，别马虎。我在北京等你。” 两个人的手指不小心碰了一下，又赶紧分开，旁边的赵晓梅和刘建军挤了过来，赵晓梅穿着新的粉色灯芯绒外套，手里拎着一袋子大白兔奶糖，塞到她包里：“知夏，我考了上海师范大学，下周就走，以后咱们常通信，我放假了就去北京找你玩。你可别忘了我这个老战友啊。” 刘建军戴着眼镜，手里拿着本崭新的《资本论》，递过来：“我考了省师大的政治系，以后打算搞政策研究，这书送你，你学经济用得上。以后有啥关于农村政策的问题，咱们多交流，我暑假可能去北京做调研，到时候找你吃饭。” 这时候广播里开始喊检票的通知：“开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开始检票了，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行李，到检票口检票进站。” 站台上的人都静了一下，苏慧兰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林知夏抱了抱母亲，又拍了拍弟弟妹妹的肩膀，跟李大山、孙寡妇他们一一打了招呼，最后看向陈卫东，他站在人群最前面，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嘴型动了动，说“等我”。 林知夏点了点头，拎着行李转身进了检票口，等她挤到车厢窗边，推开窗户往下看的时候，站台上的人都在挥手，陈卫东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个写着“一路顺风”的硬纸板，雪落在他的头发上，白了一层。 火车鸣了一声汽笛，缓缓开动，站台上的人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消失在春雪的雾气里。林知夏坐回座位上，把弹壳钢笔套掏出来，套在自己常用的英雄钢笔上，刚刚好。 同车厢的都是去北京上学的大学生，坐她对面的是个戴眼镜的老教授，去北大数学系任教，看见她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笑了笑：“小姑娘是北大经济系的？今年的县状元？我昨天在省教育厅的名单上看见你的名字了，考得不错啊。” “您过奖了。”林知夏笑了笑，给老教授倒了杯热水，用的是自己带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 “现在国家正是缺人才的时候，你们这届大学生，是金疙瘩啊。”老教授喝了口热水，叹了口气，“我被下放到农场劳改了十年，以为这辈子都回不了讲台了，没想到啊，现在政策好了，以后就看你们的了，好好学，咱们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要搞经济建设，缺的就是你们这些懂经济、懂技术的年轻人。” 林知夏点了点头，看着窗外飞快往后退的黑土地，大片的田地里还盖着残雪，路边的杨树已经隐隐发了青芽，1970年她第一次坐这趟火车去向阳村的时候，心里满是恐慌和茫然，不知道穿越到这个陌生的时代该怎么活下去，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家，能不能在这个洪流般的时代站稳脚跟。 现在八年过去了，她兜里揣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身边有并肩奋斗的爱人，有真心相待的朋友，有信任她的乡亲，还有等着她去实现的理想。她伸手摸了摸书包里郑教授给的农业研究笔记，还有她自己写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草稿，嘴角翘了起来。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的清晨，终于缓缓驶进了北京站。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旅客朋友们，北京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 林知夏拎着行李挤下火车，刚出站台，就听见了北京站大钟敲响的声音，铛铛的钟声震得人心里发颤，抬头就能看见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鲜红的国旗在春风里飘得猎猎作响。广场上到处都是背着行李的大学生，还有举着“北京大学欢迎新同学”牌子的迎新队伍，几个穿军装的学生看见她手里的录取通知书，赶紧跑了过来，帮她拎行李：“你是经济系的林知夏同志吧？我们是迎新队的，快跟我们走，校车在那边等着呢。” 林知夏跟着他们往校车那边走，风里带着北京春天特有的杨树毛的味道，路边的迎春花都开了，黄灿灿的一片。她回头看了一眼北京站的大钟，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暖融融的。 八年的知青岁月，那些在煤油灯下抄笔记的夜晚，那些在田地里挥锄头的白天，那些和不公对抗的日子，那些守护家人和乡亲的日子，都成了她脚下的路，稳稳地托着她，往更高更远的地方走。 她摸了摸口袋里陈卫东给的弹壳钢笔套，又摸了摸那张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笑了。 北京，我来了。 新的征途，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