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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1976年的钟声 1976年1月的东北，雪下了三天三夜没停，向阳村的土坯房檐挂着半尺长的冰溜子，风一吹就叮当作响。知青点的灶房里，赵晓梅正蹲在灶坑边烧玉米碴子粥，冻得通红的手攥着烧火棍，灶台上摆着几个硬邦邦的玉米面窝窝头，墙根的大缸里堆着刚收的白菜，外面裹着厚厚的稻草。 每天准点六点半响的《东方红》广播，这天突然哑了。 赵晓梅刚要伸手拍挂在墙上的铁皮喇叭，电流滋啦响了两声，传出女播音员哽咽到发颤的声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哐当”一声，赵晓梅手里的烧火棍掉进了灶坑，火星子溅出来落在她的棉鞋上，她都没察觉。刚拎着两桶井水进门的陈卫东手一松，木桶砸在地上，结了薄冰的地面溅起一片冰碴，水很快冻成了透明的壳。正在炕桌边给村小的孩子改作业的林知夏笔尖一顿，蓝色的墨水晕开在田字格本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子。 整个向阳村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只有北风刮过杨树枝的呜呜声。过了好半天才听见村头的老李家传来压抑的哭声，很快又被捂住了——这年头，连哭都要小心。 林知夏的鼻子酸得厉害，她比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清楚这位老人的分量，也清楚1976年注定是天塌地陷的一年，接下来还有多少动荡在等着，她闭着眼都能数出来。她把改到一半的作业本摞整齐，抬眼看向陈卫东，两人的眼神撞在一起，都没说话，但彼此都懂了对方的意思。 那天的村小提前放了学，林知夏给每个孩子发了半块水果糖，是上次回家妹妹知冬塞给她的，叮嘱他们“今天的事不许跟外人乱说，回家好好待着，别乱跑”。等孩子们都蹦蹦跳跳地走了，她才绕到村后孙寡妇的家，推开门就闻见浓浓的草药香，孙寡妇正坐在小板凳上晒干姜，看见她进来，头也没抬：“我知道你要来，后屋的棉帘子我已经缝厚了，晚上我在门口把风，就说给知青送治流感的草药。” 林知夏鼻子一热，点了点头没说话。她知道孙寡妇的男人当年就是跟着总理的部队走的，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这十几年她守着寡过日子，屋里的土坯墙上一直压着一张泛黄的志愿军立功证书。 当天擦黑的时候，知青点的后屋悄悄聚了六个人：林知夏、陈卫东、刘建军、赵晓梅、李春燕，还有王秀英。厚厚的棉帘子把寒风和外人的视线都挡在了外面，孙寡妇挎着草药篮子靠在院门口的柴堆上，时不时扯着嗓子喊两句“大妹子，你要的柴胡我给你放窗台上了啊”，给屋里报平安。村长李大山披着件旧羊皮袄，假装在村里巡夜，绕着知青点转了三圈，把两个鬼鬼祟祟想趴墙根的二流子给撵回了家。 屋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灯芯跳了跳，把几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拉得很长。陈卫东从贴身的军装口袋里掏出个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他当兵的时候攒的周总理纪念章，还有一张剪得方方正正的报纸，是1965年总理接见到访外宾的报道，照片上的老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笑着挥着手。 没有人说话，赵晓梅早已经哭红了眼睛，捂着嘴不敢出声，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李春燕从兜里掏出自己折的白纸花，一朵一朵摆在那张剪报前面，声音压得很低：“总理，我们村今年的玉米亩产又涨了，等开春我给您种最好的大米，您尝尝。”刘建军把自己偷偷抄的总理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放在纸花旁边，手指攥得发白，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林知夏从兜里掏出半盒火柴，划了一根，看着火苗舔过白纸的边缘，那些折得整整齐齐的小白花很快变成了黑色的灰烬，飘在冰冷的空气里。所有人都对着剪报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陈卫东把胳膊抬起来，里面的袖子上缝着一块用旧黑的确良布剪的小孝牌，其他人也跟着抬胳膊，黑布在煤油灯的光下泛着沉郁的光。 就在这时，院门口突然传来孙寡妇故意拔高的声音：“哎呀张干事，这么晚了来我们村有啥事啊？是不是来检查冬储粮的？” 几个人心里同时一紧，林知夏反应最快，伸手就把剪报和纪念章塞进了炕洞的砖缝里，刘建军赶紧把早就准备好的《人民日报》摊在桌子上，赵晓梅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抓起放在一边的针线筐假装缝补衣服，陈卫东拉开门，就看见公社的张干事带着两个穿绿军装的干事，站在院子里，脸拉得老长。 “有人举报你们知青点在这里搞非法集会，”张干事是之前公社王副主任的亲信，当年周会计倒台的时候他就恨上了林知夏，今天好不容易抓着把柄，语气里都带着得意，“给我搜！我倒要看看你们在搞什么鬼！” 两个干事刚要往里冲，就听见外面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停在了知青点门口，秦主任披着件灰色的军大衣从车上下来，嘴里还叼着个烟袋锅子，看见张干事就挑了挑眉：“哦？张干事也在这？我上周刚布置的让各知青点组织学习中央最新的一号文件，怎么，我来检查工作，还要跟你汇报？” 张干事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县知青办的秦主任会大晚上跑到向阳村来，赶紧赔着笑：“秦主任您怎么来了？我这也是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在这里搞封建迷信活动，过来看看，误会，都是误会。” “误会？”秦主任抬脚走进屋，扫了一眼桌子上摊开的人民日报，还有旁边摆着的一摞学习笔记，伸手敲了敲炕桌，“我看你们是闲得慌，林知夏上个月组织村里搞的积肥工作，公社刚通报表扬，你们倒好，听信小人的举报来捣乱，赶紧回去，别耽误知青们学习。” 张干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带着两个干事灰溜溜地走了。等吉普车的声音远了，秦主任才转过身，把林知夏拉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个用报纸包着的烤红薯塞给她，还热乎的，烫得林知夏一缩手。 “下次做事小心点，”秦主任的语气很严肃，眉头皱得紧紧的，“现在上面的形势乱得很，王副主任那帮人还在蹦跶，正愁抓不到把柄整人呢，你那点心思我懂，但是现在不是露头的时候，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你还不明白？” 林知夏点了点头，手里的红薯烫得她指尖发红，心里却暖乎乎的。她知道秦主任这是特意赶过来救她的，要是今天来的不是秦主任，她和这帮知青最少也要被拉到公社批斗。 “对了，这个你拿着，”秦主任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摞用牛皮纸包着的书，塞到她怀里，“我托人从省城里弄的高中课本，还有几套数理化的复习题，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心里都想着读书，藏好了，别让外人看见。”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再等等，熬过去这段时间，天就亮了。” 秦主任走了之后，林知夏和陈卫东站在村口的老杨树下，雪还在下，落在他们的肩膀上，很快积了薄薄的一层。远处县城的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钟声，是县礼堂的钟，为悼念总理敲响的，一声一声，沉得像砸在人心上。 陈卫东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披在林知夏的肩膀上，他的手冻得裂了好几个口子，指尖碰到林知夏的脸，冰得她一缩，他赶紧把手收回去，挠了挠头：“你放心，那些东西我都藏在山脚下的树洞里了，没人能找到。” 林知夏点了点头，看着远处黑沉沉的天，风刮得她的脸生疼，但是她心里却亮得很。她知道1976年是最难熬的一年，接下来还有多少风风雨雨，但是她也知道，等这一年过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乌云就散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会传遍大江南北，郑教授会平反，所有受过委屈的人都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回到知青点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赵晓梅已经在炕上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痕，刘建军坐在炕桌边，就着煤油灯的光翻秦主任带来的课本，看见她进来，抬了抬头，举了举手里的书：“我刚才看了，这些题我都会大半，等以后有机会考大学，我肯定能考上。” 林知夏笑了笑，走到炕边，挪开炕洞边上的砖块，把秦主任带来的课本和之前自己编的复习资料、郑教授的农业笔记放在一起，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把砖块挪回去。她掏出钢笔，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1976年1月8日，冬已深，春不远。” 远处的钟声又响了一下，沉沉的，穿过厚厚的雪幕，落在向阳村的每一寸土地上。林知夏把钢笔别在衣襟上，靠在炕边，听着外面北风的呼啸声，还有身边刘建军翻书的哗啦声，陈卫东在灶边烧炕的噼啪声，嘴角悄悄翘了起来。 再等等，很快就到春天了。那些蛰伏了多年的种子，很快就要破土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