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香江起风云(1983-1985)第6章:廉政公署的请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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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香江起风云(1983-1985) 第6章:廉政公署的请柬
从澳门返回香港的船上,陈启明没有半点松懈。他靠在舷窗边,手中把玩着那个装着何老五抵押契和借据的文件袋,目光却投向窗外翻涌的海水,大脑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处理着多重信息。
与丧驹的“黄金调包计划”是远期的、高风险的豪赌,眼下他需要先巩固基本盘。拿回永利押和恒生押的抵押契只是第一步,如何真正掌控这两家当铺,并利用它们作为跳板,是他回到香港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即将到来的、由他一手促成的“变局”做好准备——那份他交给丧驹的、写着关键人物和日期的纸条,可不是凭空捏造。
船靠岸时已是傍晚。陈启明没有直接回铜锣湾的唐楼,那里可能还有麻烦。他先去了上环,在一家不起眼的旅馆住下,然后拨通了昌哥给他的一个联络电话。
“昌哥,是我,陈启明。我回来了。”
“陈生,手脚够快。”电话那头传来昌哥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丧驹那边……谈妥了?”
“算是。何老五的契拿回来了。多谢昌哥牵线。”
“客气。福义兴那边三万八的账,我也已经‘买’过来了。借据在我这里,你随时可以来拿。”
“好。另外,昌哥,有件事想请教。”陈启明转入正题,“你上次说,政治部最近很忙。关于ICAC(廉政公署),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声?尤其是……针对警队高层,或者和某些‘字头’(黑帮)走得太近的生意人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陈生,你对这个也感兴趣?”
“多了解一点,走路稳当些。”陈启明道,“我听说,ICAC最近在查几单大案,涉及面很广,有些‘收数佬’(收债人)和‘拆家’(分销商),已经开始找后路了。”
他说的模糊,但指向明确。前世记忆中,1984年正是香港廉政风暴的高峰期,ICAC连续侦破多起涉及警队高层的集团式贪污案,连带扫荡了众多与之勾结的黑社会势力,江湖上一片风声鹤唳。他给丧驹纸条上写的日期和名字,正是其中一条即将被斩断的走私链的关键节点。他需要确认,历史的齿轮是否已经开始转动,以及……他能否从中借力。
昌哥的声音压低了些:“风确实有点紧。尤其是‘四大探长’时代留下的那些旧账,好像又被翻出来了。有几个以前跟警队合伙开‘外围’(非法赌马)和‘黄业’的字头大佬,最近都在洗底,想转做正行。怎么,陈生有想法?”
“只是觉得,乱局之中,或许有些‘干净’的资产,会便宜出货。”陈启明点到即止,“昌哥消息灵通,如果有什么‘抵买’(划算)的生意或者物业放盘,特别是中环、湾仔一带的,麻烦提点我一声。”
“呵,陈生志向不小,刚回来就盯上中环了?”昌哥笑了笑,“好,我帮你留意。福义兴的借据,明天来我这边拿。”
挂断电话,陈启明心中有了底。历史的大势没有变,ICAC的刀已经举起。这对他而言,是危机,更是机遇。那些即将被清算的灰色资产,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套现跑路的江湖人物,都是他可以用极低成本吞下的猎物。
第二天上午,陈启明先去昌哥那里取回了何婉菁父亲欠福义兴的借据,同样盖着“清讫”章。他没有多停留,直接前往永利押。
永利押依旧大门紧闭,挂着“暂休”的牌子。陈启明有节奏地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一条缝,露出何婉菁警惕而疲惫的脸。看到是陈启明,她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神色,侧身让他进来,迅速关上门。
铺子里比几天前更整洁了些,但依旧冷清。何婉菁穿着素色旗袍,外面罩了件开衫,头发一丝不苟地挽着,但眼圈下的淡淡青黑显示她这几日并未安睡。
“陈先生。”她语气平静,但握着门闩的手微微用力。
“何小姐。”陈启明点点头,没有寒暄,直接将从丧驹那里拿回的文件袋,以及从昌哥处取回的借据,一起放在了柜台上。“你父亲欠澳门荣升赌厅八十万的抵押契和借据,以及欠香港福义兴三万八的借据,都在这里。债务,清了。”
何婉菁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她快步走到柜台后,手指有些颤抖地打开文件袋,抽出里面的纸张,一份份仔细查看。当确认那确实是原件,并且上面没有任何新增的、可怕的条款时,她长长地、仿佛卸下千斤重担般舒了一口气,但随即,更加锐利的目光投向陈启明。
“代价是什么?”她问得直接,“你答应了他什么?或者说,我需要付出什么?”
“代价是,从今天起,永利押和恒生押,百分之七十的股份归我。你是持有百分之三十股份的合伙人,并继续负责这两间铺子的日常经营。”陈启明也毫不拖泥带水,“另外,我需要你利用何家的人脉和当铺的渠道,帮我留意和收集一些信息,特别是关于香港楼市、金融,以及……某些可能‘出事’的人物和生意的动向。当然,铺子的正规生意要继续做,而且要做得更‘干净’。”
何婉菁沉默地听着。这个条件比她预想中最好的情况还要好——铺子保住了,她依然是管理者,还拥有三成股份,而不是被彻底吞并或当成弃子。但天上不会掉馅饼。
“你要我收集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出事’是什么意思?”她追问。
“就是字面意思。”陈启明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街景,“香港要变天了。有些以前能做的生意,很快就不能做了。有些以前很风光的人,很快就要倒霉了。我们需要提前知道风往哪边吹,才能站在安全的地方,甚至……乘风而起。”
他转过身,看着何婉菁:“何小姐,你读过书,懂金融,见过世面,不该困在这两间快要倒闭的当铺里,替你那个不成器的父亲收拾烂摊子,更不该被那些烂仔追债。跟我合作,把铺子做好,同时成为我的眼睛和耳朵。我保证,你得到的,将远超这间当铺本身的价值。”
何婉菁迎着他的目光。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奇怪的说服力,不是靠激情澎湃的演讲,而是靠一种洞悉一切的冷静和实现承诺的能力。他能在几天内解决她以为无解的死局,这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我需要做什么?”她再次问出这个问题,但语气已经从戒备变成了确认。
“第一,尽快重新开业,整顿铺子,建立清晰的账目。死当的货品重新盘点,能卖的卖,该处理的处理。活当的,按规矩办。我们需要现金流,也需要一个‘干净’的门面。”陈启明条理清晰,“第二,以你的名义,去注册一家小型的‘财务咨询公司’,挂靠在永利押下面。我会注资。这家公司,将是我们以后处理一些‘特殊’资金往来的外壳。第三,留意所有上门典当的客户,特别是那些看起来着急用钱、典当物价值不菲的。这些人,可能就是信息的来源。”
“你想放贵利?”何婉菁皱眉。
“不。是‘投资’。”陈启明纠正,“以略高于银行,但远低于贵利的利息,向那些暂时陷入麻烦,但拥有资产或人脉价值的‘体面人’提供短期周转。我们要的不是高利息,而是人情、信息和未来的合作机会。尤其是在这个很多人可能会突然缺钱‘跑路’的时期。”
何婉菁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这不是慈善,而是更精巧、更长远的利益捆绑。她不得不承认,这个思路比她父亲那种杀鸡取卵式的放贷高明太多。
“我明白了。”她点点头,“恒生押那边,管事跑了,账目更乱,需要更多时间整理。”
“恒生押不急,先稳住永利押。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可以请一两个信得过的老伙计,或者学徒。工资我来出。”陈启明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港币,大约两万元,放在柜台上,“这是铺子的启动资金和你的薪水。以后每个月,你会有一份固定的经理人薪酬,加上年底的分红。”
何婉菁看着那叠钱,没有立刻去拿。“你就这么信我?不怕我卷款跑路,或者做假账?”
陈启明笑了笑,笑容很淡:“何小姐,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当初就不会死死守住这间铺子,等着被高利贷逼债了。我看人,很少走眼。况且,我们的合作,刚刚开始。更大的世界,还在后面。”
他的话,既给了信任,也划定了边界。何婉菁不再多言,收起了钱。“我会尽快理清账目,下周重新开业。”
“好。”陈启明正要离开,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何小姐,你认不认识在政府部门,或者……ICAC工作的人?哪怕只是文员。”
何婉菁一愣,仔细想了想:“有一个远房表亲,好像在湾仔的政府合署做文员,但不是ICAC。ICAC的人……都很神秘,而且独立办公,很难接触。不过,我听说他们最近在大量招募调查员,要求很严,多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文员也行。”陈启明若有所思,“有机会,不妨请你这位置表亲饮茶,聊聊闲天。政府大楼里,总是有些有趣的传闻。”
他没有解释更多,但何婉菁已经心领神会。收集信息,从任何可能的地方。
离开永利押,陈启明感觉自己在香港的“锚点”终于初步扎下了。有钱(外汇投机所得),有初步的据点(两间当铺),有潜在的盟友(昌哥、丧驹),还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合伙人(何婉菁)。接下来,就是利用信息差,在即将到来的廉政风暴和地产低潮中,攫取第一桶真正意义上的“实业”资本。
他回到临时落脚的旅馆,开始规划下一步。记忆中,84-85年,受中英谈判和廉政风暴影响,香港楼市会有一波显著下跌,尤其是那些权钱交易严重、背景复杂的物业,会遭到抛售。这是他抄底的机会。
但在此之前,他需要一份“护身符”,或者说,一个“警报器”。他需要更直接地了解ICAC的动向。
几天后,陈启明通过何婉菁那位在政府合署工作的远房表亲,辗转了解到一个信息:ICAC社区关系处,最近正在举办一系列“廉洁社会”讲座,面向市民公开报名,旨在宣传反腐,争取民意支持。
这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接触渠道。
陈启明以“青年商人,关心香港廉洁环境”的名义,报名参加了在湾仔一间社区会堂举行的讲座。与会者多是普通市民、学生和一些小商人。讲座内容无非是宣传ICAC的成就,鼓励举报贪污。
陈启明坐在后排,安静地听着,目光却扫过讲台上那位三十余岁、穿着得体西装、讲话条理清晰的ICAC高级调查主任。他胸前的名牌写着“张志恒”。
讲座结束,市民纷纷离场。陈启明没有离开,而是等到张志恒整理讲稿准备离开时,才不疾不徐地走上前。
“张主任,您好。刚才的讲座很精彩。”陈启明语气诚恳。
张志恒抬起头,看到是一个穿着普通但气质沉稳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多谢。市民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我有些关于商业经营中如何避免触碰贪污条例的问题,不知能否请教张主任几句?”陈启明表现得像一个求知欲强的年轻商人。
张志恒看了看表:“可以,不过请简短些。”
两人走到会堂一角。陈启明问了几个关于商业贿赂界定、馈赠礼品尺度等常规问题,张志恒一一解答,态度专业但保持距离。
就在问答接近尾声时,陈启明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张主任,我听说现在有些生意人,以前和警队或其他部门有些‘合作’,现在风声紧,很想洗手上岸,但又怕被追究。如果这些人愿意主动配合,提供一些……过去的‘情况’,ICAC会不会考虑从宽处理?”
张志恒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重新打量了陈启明一番。“这位先生,ICAC鼓励任何人举报贪污。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证人保护和处理程序。至于是否从宽,要看具体情节和配合程度,由法律和上级决定。如果你有具体线索,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举报。”他的回答官方而谨慎。
“我明白,只是替一些……‘朋友’问问。”陈启明露出恰到好处的忧虑,“毕竟,树倒猢狲散,有些人也只是想找条活路。谢谢张主任,不打扰了。”
他礼貌地点头告辞,转身离开。走出会堂时,他能感觉到背后那道审视的目光久久没有离开。
陈启明知道,自己这番举动很冒险,近乎赤裸的暗示。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ICAC这位调查主任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一颗关于“可能有知情商人愿意合作”的种子。
他不需要现在就去举报谁,那太蠢,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他只需要让ICAC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并且在关注此事。将来,当风暴真正来临,当他需要“借刀杀人”清除障碍,或者需要为自己或盟友争取某种“谅解”时,这条线,或许就能用上。
这就像下一盘棋,他不仅要在商界和江湖落子,还要在执棋者——代表法律和权力的ICAC——的视线边缘,若隐若现地摆下一颗属于自己的棋子。
回到旅馆,陈启明收到昌哥托人带来的口信和一张纸条。口信是:“有盘,急放,抵。”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中环德辅道中XX号,以及一个联络电话和名字“刘荣”。
陈启明看着纸条,知道自己在等待的“机会”,可能来了。那些在廉政风暴前瑟瑟发抖、急于变现的“脏产”,开始浮出水面了。
他拿起旅馆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一个沙哑而紧张的声音传来:“边位(哪位)?”
“刘生吗?昌哥叫我打来,听说你有层楼想放?”陈启明语气平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呼吸有些粗重。“系……系。你系买家?”
“可以来看看。方便的话,明天下午。”
“……好。三点,德辅道中XX号楼下等。”对方匆匆说完,挂断了电话。
陈启明放下话筒,走到窗边。夜色中的香港,灯火璀璨,却似乎有暗流在霓虹之下汹涌。廉政公署的请柬,以这种无形的方式,已经悄然派发。而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他知道,属于他的中环,或许就要从明天那层“急放”的楼开始。而ICAC的那把高悬的利剑,将是他扫清障碍、廉价获取资产的,最有力的“东风”。
真正的博弈,才刚刚进入中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