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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从装配到制造 1972年3月的暖风掠过新港市东郊的电子工业园，凤凰花在厂房围墙外开得热烈，风卷着木棉花的香气钻进半开的车间窗户，混着焊锡和松香的味道，飘到正在流水线旁驻足的林海鼻尖。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安全帽檐压得略低，指尖捏着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塑料壳上印着醒目的“南洋牌”字样，拧开开关，里面正播着联邦广播电台的粤语新闻，声音清晰洪亮。 “总统先生，我们现在三条收音机生产线全开，年产能到120万台，不仅供应国内，三分之二都出口到东南亚、中东甚至非洲，去年光是收音机出口就赚了4700万美元。刚投产的两条黑白电视机装配线，今年产能能到15万台，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底，越南战场上的美军都托人来批量采购，说我们的机子便宜耐造。”工业园的负责人跟在林海身边，语气里满是骄傲，可说到后半句却低了下去，“就是……就是核心部件还是卡脖子，显像管、集成电路、高频头全要从日本三菱、索尼进口，每台收音机我们赚的加工费不到售价的两成，电视机更是只有一成半，大头全让日本人拿走了。” 林海指尖摩挲着收音机光滑的外壳，没说话，抬眼看向车间尽头的会客区，佐藤健一穿着笔挺的浅灰色西装，正站在那里冲他鞠躬，脸上还是那副谦恭得挑不出错的笑容。 果然是为了扩大产能的事来的。林海把收音机递给身边的助理，迈步走了过去，佐藤立刻迎上来，鞠躬的角度精准得像量过：“林桑，好久不见，恭喜贵方的电视机生产线投产大获成功。我们商社这次来，是想和贵方谈新的合作——我们可以再提供十条装配线，把贵方的电视产能扩大到年产50万台，元器件我们优先供应，价格还能再降两个点，贵方只需要负责组装，所有产品我们包销七成，稳赚不赔。” 林海笑着请他坐，接过助理递来的凉茶抿了一口，语气平淡：“佐藤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扩大产能的事不急，我们现在更想谈的是集成电路和显像管的技术转让。” 佐藤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又堆满了笑，摆着手说：“林桑说笑了，集成电路是高端技术，研发投入大，良率低，贵国现在搞这个太不划算，不如专心做装配，轻车熟路，赚钱也快。质量，效率，成本控制，这是工业的根本，现在的模式对双方都好。” 林海没接他的话，只笑着说了句“我们再考虑考虑”，就打发了佐藤。坐上车回总统府的路上，他指尖敲着车窗，望着窗外连片的厂房，想起上个月的国务常务会，会议室里的争论还像在耳边。 那时候刚把1971年的财政决算摆上桌，电子加工业的亮眼数据让所有人都高兴，可林海把一份《电子工业自主化发展纲要》拍在桌上的时候，原本热闹的会议室瞬间静了。吴山达推了推金丝眼镜，眉头皱得紧紧的，翻着厚厚的纲要，指节敲着“总预算1.8亿美元”的字样，语气里满是顾虑：“总统先生，我不是反对搞技术研发，可秩序与法度，是国家之基。我们去年刚给石化二期项目拨了款，海军的万吨轮建造计划也占了大笔预算，现在电子装配业形势正好，每年稳定赚大笔外汇，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砸钱搞研发？万一搞不成，这钱就打了水漂，还影响和三菱的合作，我觉得不如先稳两年，等家底再厚点再说。” 罗文彪一听就炸了，旧毡帽往桌上一掼，粗嗓门震得烟灰缸都晃：“吴总理你这话说的不对！当年搞炼油厂你也说稳两年，结果呢？要不是当年咬着牙上了，去年壳牌卡我们油的时候我们就得哭！现在搞电子也是一个理！你忘了去年我们造护卫舰，要个控制用的集成电路，日本人说不卖就不卖，我们花了两倍价钱从黑市淘了半船旧货，还好多是坏的，耽误了军舰下水三个月！我看这技术就得自己搞，攥在自己手里才踏实！当兵的，枪就是胆，这小小的芯片，就是我们工业的枪！甭整那些虚的，干就完了！国防预算我再挤3000万出来，大不了新的装甲运兵车晚一年列装，这个钱得花！” 温丽丝手指飞快地翻着手里的测算表，等两人都停下了，才抬起头，语气还是一贯的冷静干脆：“数据不会说谎。我给大家算两笔账：第一，去年我们进口电子元器件花了1.2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8%，而且日本每年都涨价3%到5%，照这个趋势，五年后我们光进口元器件就要花2亿美元，比现在搞研发的投入还多；第二，要是我们自己能造显像管和中低端集成电路，每台电视的利润能翻三倍，每台收音机的利润能翻两倍，还能给下游的工业控制、船舶电子、汽车电子供货，每年至少能多赚1.5亿美元，三年就能收回全部研发投入。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 退居二线的陈启宗捧着紫砂壶，慢悠悠地开口，分量却不轻：“我老头子联系了十几个在美国硅谷、台湾半导体厂做工程师的华人子弟，还有香港的几个电子厂老板，人家一听我们要自己搞芯片，都愿意回来，钱不够我发动海外华人再凑5000万，技术人才我来挖。当年英国人不让我们搞炼油，我们搞成了，日本人不让我们搞电子，我们就搞不成？我们华人聪明着呢，凭啥永远给人家拧螺丝当苦力？” 林海当时靠在椅背上，指尖转着钢笔，目光扫过满屋子的人，慢慢开口：“我常说，看五年，想三年，做一年。现在做装配是赚快钱，可再过五年呢？日本人要是把装配线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泰国、印尼，我们怎么办？到时候手里没技术，连饭都没得吃。我们搞石化是搭工业的骨架，搞电子就是补工业的神经，缺了哪一样都站不稳。这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钱和人我们想办法凑，三年之内，我要看到我们自己造的显像管和集成电路从生产线上下线。” 那天投票，项目以八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吴山达虽然还有顾虑，还是咬着牙调整了预算，给研发项目开了绿灯，还专门出台了政策，给搞研发的技术人员发三倍工资，给专利发明者发重奖，用他的话说“效率，先生们，我们需要更高的行政效率，不能让科研人员等经费等设备”。 研发的路比想象中还难走。一开始从美国回来的工程师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显像管的良品率始终上不去，烧了几十万的原料还是不合格，负责人急得满嘴起泡，林海去实验室看，二话不说给他们批了更多的经费，说“失败了没关系，我们摔得起”。1973年石油危机突然爆发，国际油价翻了三倍，日本的电子元器件果然跟着涨价，还故意拖延交货，不少已经签了的订单眼看就要违约，全靠实验室紧急攻关，攒出来的第一批国产高频头救了急，才没赔违约金。 也就是那次危机，让所有人都看清了被卡脖子的滋味，原来支持搞装配的人也都闭了嘴，吴山达亲自跑到工业园蹲了半个月，协调各部门给研发团队开绿灯，要地给地，要人给人。 1974年6月，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黑白显像管生产线投产，良品率达到了75%，比日本引进的生产线只低5个点，成本却低了三成。当第一台完全使用国产显像管的“南洋牌”电视机走下生产线的时候，整个车间的工人都哭了，守了实验室一年多的工程师抱着电视机，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同年11月，第一条集成电路封装线在新港工业园投产，虽然只能生产中低端的民用芯片，却足够满足国内的收音机、电视机和工业控制需求，消息传出来的第二天，三菱商社就主动找上门，把元器件的报价降了15%，佐藤脸上的笑容更谦恭了，却掩不住眼里的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成立才十年的国家，居然真的只用了两年就搞出了自己的集成电路。 时间转眼到1975年的春天，林海再次站在电子工业园的车间里，手里捏着的已经不是进口元器件攒出来的收音机，而是从里到外90%配件都是国产的12寸黑白电视机，拧开开关，屏幕上正播着国产汽车组装厂的投产新闻。 他当天下午就去了西郊的汽车工业园，刚进大门就听见罗文彪的大嗓门，这位国防部长穿着工装，正蹲在一辆刚下线的深蓝色皮卡旁边，拍着发动机盖子哈哈大笑，看见林海进来，站起身挥着手喊：“林先生快来看！我们自己造的皮卡！我刚才开了一圈，劲大得很，拉两吨货跑山路都不费劲！以后我们陆军的巡逻车、运输车全用这个，再也不用花高价买外国的了！” 林海走过去摸了摸哑光的车漆，车身侧面印着“南洋牌”的logo，打开车门坐进去，拧钥匙打火，发动机的声音平稳有力。旁边的厂长笑着汇报：“总统先生，我们现在的皮卡年产能到5000台，40%的配件都是国产的，轮胎、玻璃、车身钢板全是我们自己造的，再过两年，国产化率能到70%，不仅供应国内，泰国、马来西亚的商人已经来谈订单了。” 吴山达跟着走过来，推了推金丝眼镜，脸上满是笑意：“上个月的财政报表出来了，今年一季度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涨了80%，我们自己的元器件投产之后，仅电子产业的利润就翻了两倍，今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能比去年涨三成。当初我还担心搞研发会亏，现在看来，还是总统先生看得远。” 温丽丝拿着刚签好的出口合同走过来，晃了晃手里的文件，笑着说：“刚和中东的客商签了十万台收音机和一万台皮卡的订单，净利润超过1200万美元。数据不会说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 站在一边的陈启宗捧着紫砂壶，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我当年就说，我们华人到哪都要争气，你看，原来我们连个灯泡都要进口，现在能自己造电视造汽车造芯片，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工业啊。” 林海站在厂区的空地上，望着不远处崭新的厂房，耳边是流水线的轰鸣声，远处港口的汽笛声隐隐传过来，风把他鬓边的白发吹得动了动。他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刚穿越到黑水湾的时候，手里只有两艘破快船，几百个跟着他混饭吃的水手，连个像样的铁锅都造不出来，谁能想到，二十五年后，他们能站在这里，看着自己造的汽车、电视、芯片从生产线上下线。 他转身对着身边的人，声音不大，却带着沉甸甸的力量：“当年我们搞装配，别人说我们是血汗工厂，只会拧螺丝。今天我们能自己造芯片，自己造汽车，就证明我们不是只会赚快钱的装配工，我们能造自己的工业产品，能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工厂的烟囱，就是我们的堡垒，现在这个堡垒，我们修得越来越牢了。” 话音刚落，远处的试车场上，刚下线的十辆皮卡排成一排，按着喇叭开了过来，车头上插着的联邦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就像这个走过了二十五年风雨的年轻国家，终于摆脱了装配工的身份，向着自主制造的大道，稳稳地冲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