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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龙腾南半球（2000-2010） 第7章：北京的态度 “堪培拉的秘密报告”所掀起的波澜，并未局限于南太平洋。通过“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机制，报告的核心结论，特别是关于“高度怀疑南洋集团运行铀浓缩设施”的评估，如同投入深潭的重石，其涟漪不可避免地扩散至华盛顿、伦敦、渥太华、惠灵顿，也必然会通过某些特殊渠道，触达另一个对此地拥有复杂利益和深刻关切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沃洛夫调动了其在全球残存的、包括部分与东亚情报圈有历史勾连的旧关系网，试图探听北京方面的反应。然而，反馈回来的信息零散、模糊，甚至相互矛盾。有的渠道暗示，中方对帝汶海的“新玩家”持“谨慎观察”态度，更关注其与东帝汶新政府的关系及其对南海潜在的地缘影响；另一些则语焉不详地提及，有“相关部门”曾调阅过陈启明及其南洋集团的公开及非公开资料，但“未有定论”。最让沃洛夫警惕的一条间接信息显示，中国军方的情报分析部门，似乎对南洋集团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异常精准的全球金融操作，以及随后在全球范围内低调收购高科技公司的行为，表现出“专业兴趣”。 “北京的态度，比堪培拉更难揣测。”在“山腹要塞”的绝密简报会上，沃洛夫对陈启明汇报，“他们没有像澳大利亚人那样，发布一份系统性的评估报告。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关注，或者没有能力评估。恰恰相反，他们的沉默，可能意味着几种情况：一，他们认为我们不足为虑，或者与他们的核心利益（台湾、南海、中美关系）无关；二，他们正在内部进行更深入、更谨慎的评估，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三，他们可能已经得出了某种结论，但选择不公开，而是在等待时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与我们接触。” 陈启明站在“零号大厅”巨大的电子地图前，目光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与广阔的南海海域之间游移。他知道，与澳大利亚、美国不同，中国是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南洋集团的崛起，控制帝汶海资源，深度绑定东帝汶，乃至潜在的核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中国的“近海”和传统利益区域内，硬生生划出了一块不受任何现有大国完全控制的“自治地带”。这不可能不引起北京的注意和警惕。 “我们在中国，有没有可以‘递话’的渠道？”陈启明问何婉菁。自NEL上市和金融危机收割后，南洋集团的商业触角早已通过各种离岸公司和代理，渗入了中国大陆的能源、金融和科技领域，尽管都经过多层伪装。 “有，但层级不高。”何婉菁调出一份名单，“主要是几家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伙人，背景多在沿海省份的工商联或退休官员。可以传递商业合作意向，但涉及政治和安全……分量不够。另外，我们在香港的基金会，与几家内地顶尖大学的海外人才引进项目有合作，但那是文彬在负责，属于‘猎脑计划’的预备渠道，更敏感。” “我们不能被动等待北京下结论。”陈启明沉思片刻，“‘堪培拉报告’就像一把已经上膛的枪，扣动扳机的可能是澳大利亚，也可能是美国，但如果北京在这个时候，因为误解或疑虑，在背后推一把，或者仅仅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弃权票，都可能让局面彻底失控。我们必须主动释放信号，降低北京的敌意，至少……争取一个‘观察’而非‘敌视’的窗口期。” “释放什么信号？”李文彬问，“承认‘一个中国’？承诺不支持‘台独’？这太直白，反而显得我们心虚，且可能立刻触怒美国。” “不，不是政治表态，那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我们没资格，也没必要。”陈启明摇头，“我们释放的，应该是‘利益共通’与‘风险可控’的信号。第一，通过我们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方，向中国国有油气公司释放善意，表示愿意在‘大日升’气田的后续开发中，优先考虑与中国企业进行深海钻井、液化天然气（LNG）运输等方面的技术合作与设备采购。中国正在寻求能源进口多元化，帝汶海的天然气是优质资源。” “第二，”他继续道，“通过我们在高科技收购中建立的联系，特别是那些我们收购的、拥有中美‘双国籍’技术团队的欧美小公司，向中国相关部门‘不经意’地透露，我们收购这些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技术，建立独立于美国的供应链备份，而非针对中国。甚至可以暗示，在某些非核心、非敏感的领域，我们愿意与中国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或‘联合研发’。”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陈启明目光锐利，“通过绝对可靠的单一线人，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或相关决策部门，传递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模糊信息’。信息核心是：南洋集团是一个由商业资本驱动、追求事实独立与安全的特殊实体，其所有行动的首要前提是‘不挑战现有主要大国在亚太的核心利益，不寻求领土变更，不成为任何大国对抗中‘可被利用的棋子’’。特别是，”他加重语气，“在台湾问题上，南洋集团将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军事合作，其控制的海域和空域将对一切可能破坏台海现状的军事行动保持‘不参与、不配合、不提供便利’的立场。” 他顿了顿，补充道：“同时，可以隐晦地提及，我们理解并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和历史性权利，在帝汶海的活动无意也无力延伸到南海争议区域。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清晰的边界’与‘稳定的预期’。” “这是在向北京交底，也是在划清界限。”沃洛夫明白了，“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甚至在某些方面（如技术去美化、能源供应）可以是潜在的合作者，但我们也绝不是他们的附庸或打手。我们只想在夹缝中求存，不会主动去碰他们的红线，尤其是台湾这根最红的线。” “对。”陈启明点头，“我们不需要北京的友谊，那太奢侈。我们只需要北京的‘理解’，或者至少是‘默许的不干预’。只要他们认为我们的存在，在遏制‘台独’、平衡美国在南海影响力、甚至获取先进技术方面，弊大于利，或者利大于弊，他们就不会轻易加入堪培拉或华盛顿的‘围剿’行动。这就能为我们应对澳大利亚的‘最后通牒’和加速‘灯塔’计划，赢得至关重要的战略回旋余地。” 计划悄然执行。几天后，几条看似无关的商业新闻开始流传：南洋集团旗下的一家离岸投资公司，与中海油的一家子公司签署了关于“深海油气勘探技术共享”的谅解备忘录；一家被南洋收购的德国精密仪器公司，宣布将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并“欢迎中国学者访问交流”。与此同时，一条经过多重加密、无法追溯的信息，通过沃洛夫掌握的、一个与香港某亲北京商界人士有隐秘联系的“死信箱”，被传递了出去。信息没有署名，没有要求回复，其真伪和意图，留给接收者自己去判断。 几周后，沃洛夫从一条沉睡已久的、与某东亚国家情报机构有过历史合作的渠道，收到了一个极其简短、含义模糊的回复，只有一句话：“知进退，明界限，则可观察。” 消息来源无法确认，但措辞风格和隐含的意味，让沃洛夫和陈启明都相信，这很可能就是来自北京方面的、非正式的、但分量极重的回应。 “北京的态度，暂时明确了。”陈启明对核心圈层说，“‘观察’，意味着不主动为敌，但也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保护。‘知进退，明界限’，是警告，也是规则。只要我们不过线，不碰台湾，不公然反华，不成为美国反华前沿，他们就会冷眼旁观我们与澳大利亚、美国的博弈。这……就够了。” “北京的态度”一章，标志着陈启明的南洋帝国，在复杂的亚太大国博弈棋局中，初步厘清了与最重要、也最危险的近邻——中国——的相处之道。不是盟友，不是附庸，也不是明确的敌人，而是一个被“观察”的、危险的“邻居”。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将为“龙城”应对接下来的危机，提供一层薄如蝉翼、却至关重要的“战略隔膜”。而下一场风暴，将不再是情报与外交的暗战，而是“龙城”自身理念与存在形式的公开宣示——2010年元旦，陈启明将发表那份震动世界的《第三道路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