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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龙腾南半球（2000-2010） 第3章：阿什莫尔的“事故” “龙城”指挥中心的地下情报室内，空气带着常年恒温空调带来的凉意。巨大的屏幕上，分割显示着多个画面：帝力街头庆祝独立的余温、“大日升”气田先导项目海上平台的实时监控、帝汶岛深山“灯塔”实验室外围的遥感数据，以及……位于澳大利亚西北海域、代号“西岛”的阿什莫尔礁前哨站的卫星俯瞰图。沃洛夫站在屏幕前，手中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来自“西岛”的加密报告，眉头紧锁。 “老板，‘西岛’的报告。一切‘正常’。”沃洛夫在“正常”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将报告递给陈启明，“伊戈尔博士那边需要的第二批‘特殊样本’，上周已经通过伪装渔船分三批运抵。目前都储存在前哨站地下经过特殊屏蔽的储藏库里，等待转运指令。但问题是，”他指向卫星图上，“澳大利亚海洋巡逻队（Australian Maritime Patrol）的飞机，最近两周对阿什莫尔礁区域的‘例行巡逻’频率增加了至少50%。而且，根据我们在达尔文‘南海贸易公司’眼线的报告，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和国防信号局（DSD）对我们在该区域的‘科研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认为我们在那里‘待得太久，投入太大，与一个商业勘探项目的常规周期不符’。” 陈启明接过报告，快速浏览。报告显示，“西岛”前哨站的常规监听和气象监测活动一切如常，但负责该站的“獠牙”小队负责人（代号“信天翁”，与ASIS特工代号无关）在备注中提到，最近两次伪装成渔民的补给船在靠近礁盘时，都感觉到似乎有被动声纳或雷达的扫描，来源不明。这印证了沃洛夫关于澳方加强监视的判断。 “‘信天翁’的特工，嗅觉很灵，而且很有耐心。”陈启明放下报告，走到阿什莫尔礁的放大图前，“我们拿到那张勘探许可证已经快十年了，一直在那里不温不火地‘研究’，偶尔运点‘样本’出去。时间久了，是个人都会起疑。尤其在我们刚刚推动东帝汶独立、NEL股价高企的背景下，堪培拉那边想摸清我们到底在阿什莫尔礁搞什么名堂，太正常了。” “他们怀疑我们在搞核材料？”何婉菁问，她今天也在情报室，关注着与NEL股价相关的所有潜在风险。 “未必是核材料，但肯定不是铀矿。”沃洛夫分析，“任何有经验的地质学家看过我们公开的、那点可怜的勘探数据，都会怀疑那里是否有商业开采价值。我们坚持待在那里，必然另有目的。ASIS和ASIO的怀疑清单上，从走私、洗钱、到建立秘密通讯站或监听哨，甚至……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建立跳板，都有可能。核材料是可能性之一，但未必是首要怀疑。” “但如果我们主动‘提供’一个答案呢？”陈启明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在脑中成形，“一个能暂时打消他们最深层次疑虑，甚至可能为我们赢得更多操作空间的‘答案’。” 几天后，在“龙城”的绝密作战室，陈启明向沃洛夫、卡洛斯和刚刚从帝力返回的李文彬，阐述了他的计划。 “我们要在阿什莫尔礁，制造一起‘可控的意外事故’。”陈启明指着地图上“西岛”前哨站的位置，“事故的‘诱因’是，我们在进行‘深海地质取样钻探’时，不慎钻穿了某个‘未知的、含有微量天然放射性物质（比如，镭或钍）的地质构造层’，导致‘极其微量’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海水中，并被我们的监测设备‘及时发现’。事故等级要控制在‘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的0级或1级（偏离/异常），没有安全影响，但需要向相关国际机构和澳大利亚政府‘主动、透明’地报告。” “老板，这太冒险了！”李文彬首先反对，“一旦贴上‘放射性泄漏’的标签，哪怕再轻微，也会引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澳大利亚核科学与技术组织（ANSTO）的核查！我们的前哨站根本经不起仔细检查！而且，这会坐实外界对我们涉足核领域的怀疑！” “恰恰相反。”陈启明摇头，“如果我们一直神秘兮兮，外界会猜测我们在搞武器级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主动‘暴露’一个低级别的、由‘商业勘探’引发的、并且我们主动上报的‘事故’，就等于告诉全世界：看，我们只是在做普通的、有点倒霉的矿产勘探，不小心碰到了点放射性矿物而已。我们如此‘透明’和‘负责’，怎么可能是偷偷搞浓缩铀的坏人？IAEA的核查，只要操作得当，完全可以变成一场‘洗白秀’。” 沃洛夫摸着下巴，若有所思：“有道理。主动暴露一个小问题，来掩盖更大的秘密。这是情报工作中常见的策略。关键在于‘事故’的策划必须天衣无缝，泄漏的‘证据’（比如海水样本、设备污染读数）要真实可信，但又绝不能留下任何指向‘灯塔’实验室或我们真实意图的线索。而且，上报的时机和方式，必须精心选择，要显得我们是被动发现、被迫上报，而不是主动表演。” “卡洛斯，”陈启明看向沉默的护卫队长，“由你亲自挑选最可靠的人员，前往‘西岛’执行。需要准备：第一，一小罐经过精确计算、来自自然界、半衰期合适的、非武器级的放射性物质（比如某种含有微量镭的矿石粉末）。通过沃洛夫的渠道解决。第二，在预定‘泄漏’点，秘密布置好可以人为控制释放的装置。第三，确保我们前哨站自己的环境监测设备，能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捕捉到异常数据。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事故’发生后，立刻以‘西岛’前哨站的名义，向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部、环境保护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送正式的、语气‘惊慌但专业’的事故通报，并请求‘国际专家协助评估’。同时，让NEL的公关部门准备好新闻通稿，口径是：我司在合规勘探中遭遇不可预知的地质风险，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完全配合调查。” “我们要把澳大利亚政府和IAEA‘请’到我们眼皮底下，来检查这个我们精心布置过的‘现场’？”卡洛斯确认。 “对。让他们查，让他们出报告，证明这只是一起微不足道的、由天然放射性矿物引起的工业意外。报告一出，阿什莫尔礁的‘铀矿勘探’故事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结局（虽然没找到矿，但发现了放射性，证明勘探有价值但风险高），我们长期驻留的理由也就‘充分’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权威认证’，未来任何关于我们在那里进行非法核活动的指控，都会因为这次‘透明’的调查而显得可信度大减。”陈启明解释。 计划在极度保密中准备。两周后，一切就绪。 2002年8月的一个清晨，阿什莫尔礁“西岛”前哨站向外界发出了紧急通报。通报称，在进行一次常规的“深部岩芯取样”作业时，钻探设备在海底以下约150米处遭遇“异常坚硬岩层”，随后监测到作业区域海水放射性指标“出现轻微异常升高”，初步判断可能钻及“含有天然放射性矿物的未知构造”。前哨站已立即停止作业，封闭相关区域，并启动了应急预案。 通报如同投入水面的石子。澳大利亚方面反应迅速，环保部门、核安全监管机构和海军巡逻艇在24小时内抵达附近海域。几天后，IAEA的专家小组也应邀（实际是陈启明通过NEL渠道主动邀请）抵达。在“南洋集团”方面“高度配合”下，专家们登上了“西岛”，检查了“事故”钻探点，分析了“泄漏”的海水和沉积物样本，并审查了前哨站所有的作业记录和环境监测数据。 正如陈启明所料，调查结论很快出炉。IAEA和澳大利亚ANSTO的联合报告确认，确实发生了“极微量天然放射性物质泄漏”，但总量“远低于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任何威胁的水平”，事件被定性为INES 0级（偏离）。报告赞扬了“南洋集团”的“快速反应、透明公开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并认为此次事件“凸显了在类似海域进行资源勘探时，加强前期地质调查和实时环境监测的重要性”。报告并未发现任何违规或可疑活动。 调查报告公布后，国际媒体进行了短暂报道，但基调普遍是“虚惊一场”、“公司处理得当”。NEL的股价在短暂小幅波动后，迅速恢复并再创新高。而一直对阿什莫尔礁前哨站心存疑虑的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在拿到这份“权威”报告后，虽然未必完全打消怀疑，但也暂时失去了继续深入调查的公开理由。陈启明甚至通过渠道得知，ASIS内部一份最新的评估报告认为，“南洋集团”在阿什莫尔礁的活动“商业动机大于安全威胁”，建议将监视资源调整到其他“更紧迫”的方向。 “事故”的硝烟散去，“西岛”前哨站恢复了“平静”。但只有陈启明核心圈子的少数人知道，这场精心策划的“表演”，成功地为“灯塔”实验室所需的原料运输通道，加上了一层“已接受国际核查、证实无害”的伪装。同时，也向潜在的窥探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南洋集团或许行事诡异，但至少在“核”这个最敏感的领域，他们是“透明”且“可控”的。 然而，陈启明心中并无多少轻松。他知道，这种“可控泄漏”的策略只能用一次。随着“灯塔”实验室逐步接近目标，以及“龙城”在整个南太平洋的存在感日益增强，未来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试探与碰撞，只会更加直接，也更加凶险。而下一场风暴，或许不会再用“事故”的方式温和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