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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后的忍耐 1978年的秋天，什刹海边的银杏叶黄得像金子。 风一吹，叶子簌簌地落，在青石板路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软的，沙沙响。天高云淡，空气里有桂花香，混着糖炒栗子的甜，混着刚出锅的烤红薯的暖。胡同里的老人说，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不干不燥，舒坦。 但周文渊心里，绷着一根弦。 十月的一天傍晚，赵大妈来了。 不是平时那种风风火火、大嗓门的来，是悄没声息的，推开门，站在便民修理铺门口，表情很奇怪——像是笑，又不像笑，眼里有光，但光里藏着东西。 “小周，忙着呢？” “赵主任，快请进。”周文渊放下手里的活，起身让座。 赵大妈没坐，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看看工作台上的工具，看看墙角的收音机，最后目光落在那对修好的青花碗上。碗摆在架子上，金缮的裂纹在灯光下泛着淡金色的光。 “这碗……修得不错。”她说。 “闲着没事，练练手。”周文渊答得谨慎。 “是闲着，还是忙着？”赵大妈转过身，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小周啊，你这铺子开了几年了？” “四年多了，赵主任。” “四年……”赵大妈点点头，慢悠悠地说，“四年时间，你在这儿修了多少东西，帮了多少人，我都看在眼里。街道年年评先进，我都提你的名。大家都说，小周是个好同志，乐于助人，技术也好。” “是街道领导得好，赵主任培养得好。”周文渊顺着说。 “话是这么说，但……”赵大妈话锋一转，声音压低，“小周，你跟我说实话，你这几年，除了修东西，还干了些什么？” 空气一下子静了。 铺子外，胡同里有孩子在追跑，笑声脆生生的。但铺子里，静得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 “赵主任，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周文渊表情没变。 “真不明白？”赵大妈往前走了半步，几乎贴到他面前，“通州张铁柱那儿的东西，哪儿去了？西郊那个院子，谁在住？信托商店那批货，谁买的？还有废品站那些‘特殊收购’……小周，你真当我瞎啊？” 周文渊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 但他脸上，一点都没显出来。他甚至笑了笑，笑容很自然：“赵主任，您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通州我是去过，收了些旧木料，打家具用。西郊那个院子，是楚教授一个学生的，空着，我借来放东西。信托商店……我没去过。废品站是公家的，所有收购都有账，您随时可以查。” “查？”赵大妈冷笑一声，“账做得漂亮，有什么用？东西呢？那些老家具、老瓷器、老字画，都去哪儿了？” “赵主任，您这话可严重了。”周文渊收起笑容，语气严肃起来，“我是废品站的职工，收上来的东西，都入公账，上交给国家。您要是不信，可以去站里查，去文物商店问。至于我私人，就这一个修理铺，几件修着玩的东西，都在您眼皮子底下。您要觉得有问题，现在就搜，我绝不拦着。” 他说得很硬，很坦荡。 赵大妈盯着他，盯了很久。她想从这张年轻的脸上看出破绽，看出一丝慌乱，一丝心虚。但她看到的是平静，是坦然，甚至还有一点恰到好处的委屈。 最后，她后退一步，脸上的表情又变回了那种似笑非笑。 “小周，你看你，急什么？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她拍拍周文渊的肩膀，力气有点大，“你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你。但……有人不信。” “谁不信？” “有人举报你。”赵大妈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举报你投机倒把，倒卖文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材料都递到区里了，是我压下来的。” 周文渊心里一沉，但语气依然平静：“谁举报的？有什么证据？” “匿名举报，没证据，但有疑点。”赵大妈盯着他，“疑点就是，你一个病退知青，一个月二十四块钱工资，哪来的钱买那些东西？哪来的关系收那些货？还有，你这手艺，修钟表、修收音机、修瓷器、修家具……谁教的？跟谁学的？” 问题很刁钻，很致命。 在这个年代，钱、关系、手艺，都是能要人命的东西。 周文渊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赵主任，钱是我一分一分攒的，废品站有奖金，有补助，您可以去查。关系……我在废品站干了四年，认识几个收废品的，这算关系吗？手艺是我爷爷教的，他以前是修房子的，我跟着学了点。这些，院里人都知道，您也知道。” “我知道，但别人不知道。”赵大妈摇摇头，“小周，这年头，人言可畏。你年轻，不懂。有人眼红你，有人嫉妒你，有人就想看着你倒霉。这次我帮你压下来了，但下次呢？下下次呢？我能压一回，压不了十回。” “那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得找个靠山。”赵大妈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有人看中你这院子了，想出高价‘兑换’。你懂什么叫兑换吗？就是用他的房子，换你的院子，他还给你补差价。三千块，现金。” 三千块。 在1978年，这是天文数字。一个工人干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下这么多。 周文渊心里冷笑，但脸上露出惊讶：“三千？这么多？” “对，三千。”赵大妈眼里闪着光，“对方是个华侨商人，在海外有产业，想回北京买个老院子，落叶归根。他看了你这院子，喜欢，愿意出高价。小周，三千块啊，你拿着这钱，可以在别处买套楼房，两室一厅，带厨房厕所，多好？何必守着这个破院子，跟八户人家挤着？” “可是……这院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是经租房，产权在房管局。” “这你不用担心，对方有路子，能把产权办下来。”赵大妈说得胸有成竹，“只要你点头，其他的，他搞定。到时候，你拿钱走人，他拿院子，两全其美。而且，有了这笔交易，就没人再说你投机倒把了——你是正经卖房，合理合法。” 话说得漂亮，但周文渊听出了里面的陷阱。 华侨商人？兑换？三千块？ 全是幌子。 这背后，肯定是有人看中了这个院子的位置——什刹海边上，三进四合院，将来肯定值钱。现在趁着产权不清、政策未明，用低价套走。等将来产权明晰、政策放开，一转手就是几十倍、几百倍的利润。 而赵大妈，就是那个牵线搭桥的，肯定拿了好处。 至于举报信，恐怕也是她自导自演的，为的就是逼他就范。 “赵主任，这事……我得想想。”周文渊没拒绝，也没答应。 “想想？想什么？”赵大妈脸色沉下来，“小周，我可是为你好。这举报信还在我手里，我要是往上交，你想想后果。投机倒把，情节严重，能判十年。你还年轻，十年出来，就废了。” 这是威胁，赤裸裸的威胁。 周文渊看着赵大妈，突然觉得，这四年来那个咋咋呼呼、但还算公正的街道干部，原来都是伪装。利益面前，脸皮撕得干干净净。 “赵主任，您容我三天，我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他退了一步。 “三天？”赵大妈想了想，点点头，“行，就三天。三天后，我听你信儿。小周，你可想清楚了，机会难得，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明白，谢谢赵主任。” 赵大妈走了，脚步声在胡同里渐渐远去。 周文渊站在铺子里，一动不动。黄昏的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工作台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他知道，最后的危机来了。 躲不过，必须面对。 当天晚上，他去找了楚教授。 楚教授住在安置点的一个小单间里，虽然小，但收拾得干净。书桌上摊着稿纸，正在写东西。看到周文渊，老人摘下眼镜。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周文渊把赵大妈的话，一五一十说了。 楚教授听完，沉默了很久。煤油灯的光在墙上跳动，映得老人的脸忽明忽暗。 “她这是要硬抢。”最后，楚教授说。 “我知道。” “举报信的事，是真的吗？” “真的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敢拿出来威胁我，就说明她有把握。”周文渊说，“而且，那个华侨商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政策松动，很多海外华人想回来投资，买房置地。咱们这院子，位置好，将来肯定值钱。” “那你怎么想？” “院子不能卖。”周文渊说得很坚决，“这是我爷爷买的，是我要修复的，是我这四年攒材料、做准备的全部意义。卖了，就什么都没了。” “那举报信呢？” “举报信……”周文渊咬了咬牙，“我有一个办法，但需要您帮忙。” “什么办法？”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周文渊压低声音，“她不是举报我投机倒把吗？咱们就举报她勾结外商，倒卖祖产。您是教授，有学生，有关系，写一封信，直接递到侨办，就说有人借落实政策之名，行倒卖文物之实。侨办现在最怕这种事，一查一个准。” 楚教授眼睛亮了：“这招狠。但……你有证据吗？” “我有。”周文渊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到一页，“这几个月，我盯着赵大妈，她去了三次华侨饭店，见了三个人，都是海外来的。时间、地点、人物，我都记下来了。虽然不知道具体谈什么，但这个时候频繁见华侨，本身就敏感。” 楚教授接过本子，看了看，点点头：“行，信我来写。我在侨办有个学生，现在是副主任，信直接给他，不走街道，不走区里。” “谢谢楚伯伯。” “别谢我，我也是在救这个院子。”楚教授叹口气，“这院子，我也住了十几年了，有感情。不能让它落到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手里。” “那……就麻烦您了。信要快，最好明天就递上去。” “放心，我今晚就写。” 但周文渊知道，光有举报信，不够。 他还要有护身符。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废品站，找刘站长。 刘站长正在抽烟，看到他，点点头：“来了？坐。” “站长，我有事求您。”周文渊开门见山。 “说。” “有人举报我投机倒把，说我倒卖文物。”周文渊说得很直接，“举报信递到街道了，赵主任压着，但压不了多久。我需要站里给我出个证明，证明我收的所有东西，都是公对公，都有账，都是为给国家创汇。” 刘站长盯着他，烟在嘴里叼着，烟雾缭绕。 “小周，你跟我说实话，你那些‘特殊收购’，到底有没有私心？” “有。”周文渊答得干脆，“我想救那些东西，不想让它们毁了。但我没贪公家一分钱，所有收购都有账，所有东西都有去向。卖给文物商店的，钱入了公账；留着研究的，有登记，有保管。您可以查，每一笔都能对上。” “救？”刘站长笑了，是那种意味深长的笑，“你一个废品站的记账员，操这心？” “站长，您不也操这心吗？”周文渊看着他，“要是没您默许，我能干成这些事吗？您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那些东西是好东西，毁了可惜。所以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去收，去救。我没说错吧？” 刘站长不说话了，只是抽烟。一根烟抽完，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动作很慢，很重。 “证明我可以出。”最后他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这些东西，救下来，不是为钱，是为东西本身。”刘站长盯着他，眼神很锐利，“以后不管政策怎么变，不管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你不能卖，不能倒，不能拿它们发财。该捐的捐，该展的展，让老百姓都能看见，都能知道，咱们老祖宗留下过这么好的东西。” 周文渊心头一热，重重点头：“我答应您。” “行，那我信你。”刘站长拉开抽屉，拿出纸笔，开始写证明。字写得很大，很用力，最后盖上了废品站的公章，还有他自己的私章。 “拿着。有人问，就说是我让干的。出了事，我担着。” “站长……” “别废话，赶紧办事去。” 周文渊接过证明，眼眶有点热。他鞠了一躬，转身要走，刘站长又叫住他。 “小周。” “嗯？” “小心点。这年头，人心坏。” “我明白，谢谢站长。” 从废品站出来，周文渊又去了房管局。 李婉秋在办公室，正在看图纸。看到他，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脸色这么差。” “婉秋，我需要你帮忙。”周文渊没绕弯子。 “什么事？” “有人举报我投机倒把，说我倒卖文物。还说我在西郊私藏东西，倒卖国家财产。”周文渊说，“我需要你出个证明，证明西郊那个院子，是我借来暂放东西的，东西都是废品站的公物，有账可查。还有，证明我在修缮院子时，没用公家材料，都是自己凑的。” 李婉秋放下图纸，眉头皱起来：“谁举报的？” “匿名举报，但我知道是谁。”周文渊顿了顿，“赵金花。” “赵主任？”李婉秋愣住了，“她为什么……” “她想逼我卖院子，给一个华侨商人。我没同意，她就来这手。”周文渊说得很平静，但手在抖。 李婉秋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翻出一叠文件。 “西郊那个院子的借用手续，我这儿有。当时是我帮你办的，有备案。”她抽出一张纸，是借据复印件，上面有周文渊的签字，有楚教授的担保，有房管局的章。 “修缮院子的材料清单，我也整理了。”她又抽出一叠纸，是密密麻麻的表格，记录着每一次运进院子的材料：多少砖，多少瓦，多少木料，来源，时间，用途。 “这些，够不够？” “够。”周文渊看着她，喉咙发紧，“婉秋，谢谢你。” “不用谢我，我也是在履行职责。”李婉秋把文件整理好，装进一个档案袋，递给他，“但是文渊，你要想清楚，这事一旦闹大，就收不了场了。赵金花是街道干部，在区里也有人，没那么好对付。” “我知道，但我没退路。”周文渊接过档案袋，“院子是我爷爷留下的，是我要修复的，我不能卖。那些东西，是我一件一件救下来的，我不能让它们毁了。所以，这一仗，我必须打，而且必须赢。” 李婉秋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年轻人，瘦，脸色苍白，但眼睛里有火，有光，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近乎执拗的坚定。 “好，那我帮你。”她说得很轻，但很坚定，“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现在，陪我去街道，找王主任。” “现在？” “就现在。趁赵金花还没反应过来，趁举报信还没递上去，我们先出手。” 街道办公室，王主任正在看文件。 看到周文渊和李婉秋一起进来，他愣了一下，放下文件：“小周，李技术员，你们怎么来了？” “王主任，我有事向您汇报。”周文渊说得很正式。 “什么事？坐下说。” 两人坐下，周文渊从怀里掏出刘站长的证明，李婉秋整理的档案，还有楚教授写的那封信——不是举报信，是一份关于四合院历史价值的说明，附带1948年的房契复印件。 “王主任，这是关于我们院子的一些材料，请您过目。” 王主任接过来，一份一份看。看得很快，但很仔细。看到房契复印件时，他眉头跳了一下。看到刘站长的证明时，他抬头看了周文渊一眼。看到楚教授的信时，他沉默了。 看完，他把材料放在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小周，你想说什么？” “王主任，我想说三件事。”周文渊坐得很直，声音清晰，“第一，这个院子，是我爷爷1948年合法购买的，有房契为证。1956年经租，但产权还是私人的。现在政策在变，经租房问题在落实，我有权申请产权返还。” “第二，我这几年在废品站工作，所有收购都有账，所有东西都上交国家，为的是给国家创汇。刘站长可以证明，文物商店可以查证。我没有投机倒把，没有倒卖文物，所有指控，都是诬陷。” “第三，我在修缮院子时，用的都是自己攒的材料，没有占用公家一分钱。李技术员全程监督，有记录为证。我没有以权谋私，没有破坏公产。” 他说一句，王主任点一下头。等他说完，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钟摆的滴答声。 过了很久，王主任才开口：“小周，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有人举报你，材料虽然不实，但影响很坏。而且，赵主任那边，也有她的理由。” “什么理由？” “她说，有华侨商人想买这个院子，出高价，这是为国家创汇。她说，你不同意，是自私，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王主任说得很慢，很斟酌，“这个帽子，很大。” “王主任，如果为国家创汇，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祖产卖给外商，那这个汇，不创也罢。”周文渊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而且，这个院子不是普通房子，是古建筑，是文物。卖给外商，万一他拆了，改了，或者转手卖了，这损失，谁承担？” 王主任不说话了。 “王主任，我有个建议。”李婉秋开口了，“既然双方都有理，不如开个会，把事说清楚。请区里的领导，请侨办的同志，请文物局的专家，大家坐在一起，公开讨论。这个院子该不该卖，该归谁，该怎么处理，让政策说话，让法律说话。” “开会？”王主任一愣。 “对，开会。”周文渊接过话，“如果大家都认为该卖，我无条件服从。但如果认为不该卖，就请还我产权，让我继续修复。至于举报信，如果是诬告，就请还我清白。” 王主任看着这两个年轻人，突然笑了，是那种无奈又欣赏的笑。 “你们啊……这是逼我站队啊。” “王主任，我们不是逼您，是请您主持公道。”周文渊说。 “公道……”王主任叹口气，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胡同。半晌，才转身，“行，会我开。但你们要答应我，无论结果如何，不能闹，不能吵，服从组织决定。” “我们答应。” “好，那就三天后，周五下午，在街道会议室。我通知人，你们准备材料。” “谢谢王主任。” 从街道出来，天已经黑了。 胡同里亮起了灯，昏黄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青石板路上投出一个个温暖的光斑。炒菜的香味飘过来，谁家在炖肉，香得勾人。 李婉秋送周文渊到院门口，停下。 “文渊，怕吗？” “怕。”周文渊老实说，“但怕也得做。” “嗯。”李婉秋看着他，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 “为什么？” “因为我爷爷也是修房子的，也是古建筑。”李婉秋说得很轻，“文革初期时，他为了保护一座庙，被人打死了。庙还是拆了。我学建筑，进房管局，就是想做他没做完的事——保护那些老房子，让它们活下去。” 周文渊愣住了。他第一次听李婉秋说这些。 “所以，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李婉秋笑了笑，眼睛里有泪光，“一样的倔，一样的傻，一样的……觉得有些东西，比命重要。” “婉秋……” “别说了，回去准备吧。三天后，打赢这一仗。” “好。” 李婉秋走了，背影在胡同的灯光里越来越小。 周文渊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方向，看了很久。 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孤单了。 有楚教授，有刘站长，有李婉秋，有这么多人在帮他，在相信他，在和他一起，守护着那些易碎又坚韧的东西。 这就够了。 三天，七十二小时。 周文渊几乎没合眼。 他整理了所有材料：房契、地契、经租合同、修缮记录、废品站账目、文物商店收据、西郊院子的借用手续……一共七大类，三十多份文件，每一份都复印了三份，装订成册。 他还画了一张图，是四合院的修复效果图。不是现在破败的样子，是修复后的样子：垂花门、抄手游廊、月亮门、后花园，每一处都有标注，有说明。图是他这四年偷偷画的，用铅笔，很细，很认真。 楚教授帮他把楚教授的信改了三稿，最后定稿，直接送到了侨办。刘站长把废品站四年的账本都搬了出来，一笔一笔核对。李婉秋整理了房管局所有关于经租房的政策文件，从1956年到1978年，厚厚一摞。 周五下午，两点。 街道会议室，坐满了人。 区里的领导来了两个，一个管城建，一个管侨务。侨办来了一个副主任，就是楚教授的学生。文物局来了一个老专家，戴着眼镜，很严肃。街道王主任主持，赵大妈坐在下首，脸色铁青。 周文渊坐在对面，面前摆着厚厚的材料。 会议开始，王主任简单介绍了情况，然后让双方发言。 赵大妈先说话。她站起来，声音洪亮，但有点抖。她说华侨商人如何爱国，如何想为国家做贡献，如何愿意出高价买这个院子，为国家创汇。她说周文渊如何自私，如何阻挠，如何可能涉及投机倒把。她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拿不出实质证据。 轮到周文渊。 他没站起来，就坐着，把材料一份一份摊在桌上。从房契开始，到经租合同，到修缮记录，到废品站证明，到文物商店收据，到西郊院子手续。他说得很慢，很清楚，每一份材料都说明了来源、用途、合法性。 然后，他拿出了那张修复效果图。 “各位领导，这就是这个院子的未来。”他把图铺在桌上，所有人都凑过来看，“垂花门按《营造法式》复原，抄手游廊用老木料重修，月亮门保持原貌，后花园种上石榴、海棠、葡萄。这不是我的想象，这是我准备了四年的计划。所有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所有的技术，我都学会了。只要产权返还，我就能让它复活，让它成为老北京的活标本，成为什刹海边的文化地标。”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 侨办副主任拿起房契复印件，仔细看了很久，抬头问：“这房契，是真的吗？” “真的，原件在楚教授那儿，可以随时查验。”周文渊说。 “经租合同呢？” “真的，房管局有备案。” “修缮材料都是自己准备的？” “是，李技术员有记录。” 文物局的老专家拿起效果图，看了又看，抬头看周文渊：“你学过古建筑？” “跟我爷爷学过，自己看书琢磨的。” “《营造法式》你看得懂？” “看得懂一部分。” 老专家点点头，不说话了。 区里管城建的领导看向赵大妈：“赵主任，你说他投机倒把，有证据吗？” 赵大妈脸色发白：“有……有举报信……” “举报信呢？拿来看看。” 赵大妈从包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领导看了，眉头皱起来：“匿名举报，没有证据，就凭这个，你就认定他投机倒把？” “我……我也是为公家考虑……” “为公家考虑，就更要讲证据。”领导把信扔在桌上，看向周文渊，“小周同志，你的材料很全，准备很充分。这个院子，从产权到修缮，从历史价值到未来规划，你都考虑到了。很好。” 他顿了顿，看向所有人：“我的意见是，第一，举报信查无实据，不予采信。周文渊同志是清白的，要还他公道。第二，华侨购买院子的事，不符合当前政策，不予支持。第三，四合院的产权问题，按政策走，该落实的落实，该返还的返还。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人说话。 赵大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 “好，那就这么定了。”领导站起来，“王主任，这事你跟进，尽快落实。散会。” 从会议室出来，天已经黑了。 周文渊站在街道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秋天的空气很凉，很清，吸进肺里，像洗了一遍。 赢了。 虽然只是第一步，但赢了。 楚教授走过来，拍拍他肩膀：“好小子，有你的。” 刘站长也走过来，低声说：“回去请我喝酒。” 李婉秋最后出来，看着他，笑了。没说话，但眼睛里的光，说明了一切。 周文渊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四年了。 从1974年到1978年，从地窖到便民铺，从废品站到西郊，从一贫如洗到满仓藏品，从肺病咳血到挺直腰杆。 他等了四年，忍了四年，准备了四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虽然产权还没正式返还，虽然院子还没开始修复，虽然那些藏品还不能见光。 但至少，他有了名分，有了清白，有了继续下去的资格。 这就够了。 剩下的，交给时间。 1978年12月，一个雪夜。 周文渊在楚教授的小屋里，两人就着一碟花生米，一瓶二锅头，对酌。 收音机开着，声音调得很小。突然，播音员的声音变得激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楚教授手里的酒杯，啪嗒一声掉在桌上。 老人没去捡，只是盯着收音机，眼睛瞪得老大，嘴唇在抖。 周文渊也愣住了。他知道这个会，知道这个决定，但亲耳听到广播，那种冲击，是无法形容的。 “……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播音员的声音在小小的屋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惊雷。 楚教授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冷风夹着雪花灌进来，但他不在乎。他仰着头，看着夜空，雪花落在他脸上，化成水，混着泪，往下流。 “天亮了。”他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周文渊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窗外，雪下得正紧。整个北京城，白茫茫一片，干净，安静。但在这安静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正在破土，正在生长。 “天亮了。”周文渊也说。 两人站在窗前，看着雪，听着广播，很久，很久。 然后，楚教授转身，拿起酒瓶，倒满两杯。 “来，文渊，干了这杯。” “为了什么？” “为了天亮。”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声音清脆。 酒很辣，很烈，但喝下去，浑身都暖了。 周文渊看着窗外的雪，看着这座即将巨变的城市，看着这个终于等来的时代。 他知道，从明天起，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修院子，可以名正言顺地收东西，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他想做的人。 四年蛰伏，四年忍耐，四年准备。 等的，就是这一天。 现在，它来了。 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酒很烈，但他觉得，刚刚好。